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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學

1916 - 1927

1916年12月,著名教育家、思想家、民主主義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,對北大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。眾多革新人物和學術大師云集北大,倡導民主與科學精神,弘揚愛國與進步思想,促進新思潮的傳播和學術的繁榮,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,五四運動的發祥地,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創建北方地區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最初基地。這是北大發展史上一個輝煌時期,奠定了北大的光榮革命傳統和優良學術傳統。

蔡元培認為“大學者,囊括大典羅網眾家之學府也”,提出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辦學方針,就任校長后,不拘一格,延攬名師,聘請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任文科學長,最早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到中國的夏元瑮任理科學長。蔡元培主張民主辦學,教授治校,改革領導體制,設立相應的管理機構:評議會為學校最高立法和權力機構,由校長、各科學長和教授代表組成;行政會議為學校最高執行機構,由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長和教務長、總務長組成,成員為教授,校長兼行政會議議長;教務會議和教務處負責學校教學事宜,由各系主任組成,教務長由各系教授會推選;總務處負責全校的人事和財務,總務長由校長委任。

蔡元培致力于把北大辦成以文理科為重點的綜合大學。他從改革文科入手,擴充文理兩科,增設史學、地質兩門,將商科并入法科,工科并入北洋大學。1919年撤銷文、理、法科的設置, “廢門改系”,先設數學、物理學、化學、地質學、哲學、史學、中國文學、英國文學、法國文學、德國文學、俄國文學、經濟學、政治學和法律學等14個學系,后又增設教育學、東方學、生物學、心理學4個學系。開設了新聞學、政治學、唯物史觀、邏輯學、美學、考古學等新課。預科學制由3年改為2年,本科由3年改為4年。實行選科制和旁聽生制。提倡美育,重視體育,促進德、智、體、美四育全面發展。1920年北大開始招收女生,開中國國立大學男女同校之先河。

蔡元培認為大學應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,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升北大的科研水準。其一,創辦研究所,培養研究生。1917年底,北大成立了文、理、法三科研究所,為當時中國高校最早成立的學術研究機構。1918年初,各研究所共有研究員(即研究生)148人,另有通訊研究員32人。1921年12月,合并三科研究所,擬在研究所下設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、國學和外國文學四門。因經費所限,1922年1月只成立了研究所國學門,沈兼士任主任。國學門先后設立了歌謠研究會、明清史料整理會、考古學會、方言調查會、風俗調查會等。其二,創辦學術刊物,促進學術研究。1917年11月,創辦《北京大學日刊》,刊載學校重要紀事,兼載文藝、學術稿件。1918年9月出版《北京大學月刊》,系中國大學最早的學報。另外如《自然科學季刊》、《社會科學季刊》、《國學季刊》等刊物均頗負盛名,有力地推動了師生的學術研究。其三,聘請外國學者,開展學術交流。北大先后聘請了美國的杜威、英國的羅素、法國的班樂衛及量子力學創立人普朗克等學術大師來校講學,還聘請校內外著名專家舉辦各種講座,繁榮學術活動。其四,扶植社團活動,鼓勵學術爭鳴。五四前后,各種社團紛紛成立,影響較大的有“雄辯會”、“進德會”、“新潮社”、“國民雜志社”、“馬克思學說研究會”、“新聞學研究會”、“社會主義研究會”、“平民教育演講團”、“哲學研究會”及“音樂研究會”等,這些社團、學會大多有自己的刊物,其中《新潮》、《國民》、《少年中國》、《新聞周刊》、《國故》、《數理雜志》、《音樂雜志》等在社會上有較大影響。

經過改革,北大“學風丕振,聲譽日隆”,師生人數頓增。據1918年統計,當時有教職員217人,其中教授90人;學生1980人,其中研究生148人。在良好的學術環境中,一大批優秀人才脫穎而出,各學科領域中的開山之作先后問世。胡適著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(上卷),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地用新學術觀點和方法寫成的中國古代哲學史。孫云鑄著《中國北部寒武紀動物化石》,是中國學者的第一部古生物學專著。徐寶璜著《新聞學》,被蔡元培譽為新聞界的“破天荒之作”。

1915年,陳獨秀在上海創辦《青年雜志》(次年改名《新青年》),在創刊號上發表《敬告青年》一文,鮮明地提出了民主與科學口號,揭開了新文化運動序幕。1917年陳獨秀受聘北大,《新青年》隨遷北京。北大文科教授胡適、錢玄同、劉半農、李大釗、魯迅、沈尹默、高一涵等參加編輯工作,形成了以《新青年》為核心的強大革新營壘。1917年1月,胡適在《新青年》發表《文學改良芻議》,是新文學運動的第一篇重要文章。2月,陳獨秀在《新青年》發表《文學革命論》,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幟。1918年8月,魯迅在《新青年》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《狂人日記》,引起思想文化界的強烈反響。之后魯迅又陸續發表《孔乙己》、《藥》等白話小說,奠定中國現代文學的基石。陳獨秀和李大釗創辦的《每周評論》和由北大學生創辦的《新潮》、《國民》等刊物,在批判舊思想舊文化,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方面也產生了巨大影響。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啟蒙運動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,為五四運動作了思想準備。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。

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,在巴黎召開和會,中國作為戰勝國出席,但列強竟把戰敗國德國原在山東攫取的特權轉讓日本,北洋政府密令中國代表團在“和約”上簽字。消息傳來,北大學生義憤填膺,約集各校學生代表在北大西齋緊急開會,商量對策。5月3日晚,在三院禮堂召開學生大會,出席大會的還有北京高師等12所大專學校代表。北大法科學生廖書倉主持大會,謝紹敏當場咬破中指,撕下衣襟,血書“還我青島”,學生們爭相演說,聲淚懼下。大會決議,把原訂5月7日的國恥紀念日游行提前舉行。在北大學生的發起組織下,5月4日,北京各大專學校3000余人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,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了。北大學生傅斯年擔任學生游行隊伍總指揮,在天安門集會上宣讀了北大學生許德珩起草的《北京學生界宣言》。在游行途中散發了北大學生羅家倫起草的《北京全體學界宣言》,宣言疾呼:“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吞并青島,管理山東一切權利,……中國的領土破壞,中國就亡了,……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,外爭主權,內除國賊。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。”游行學生激于義憤,到趙家樓胡同,火燒賣國賊曹汝霖住宅,痛打賣國賊章宗祥。北洋政府派出軍警鎮壓,32名學生被捕。5月5日,北大等高校開始罷課,蔡元培等各校校長極力營救被捕學生。兩天后,政府釋放被捕學生,但對學生的政治要求不予理睬,且逼走了同情愛國學生的北大校長蔡元培。5月19日,北京學生宣布總罷課,分赴市內街巷演講宣傳。6月1日,政府下令取締學生的一切反帝行動。6月3日、4日,逮捕學生上千人。學生的愛國行動遭到軍閥政府殘暴鎮壓,激起全國人民義憤,上海等各大城市掀起工人罷工、商人罷市、學生罷課的斗爭高潮。在“三罷”斗爭壓力下,北京政府罷免了曹汝霖、陸宗輿、章宗祥的職務,并拒簽《巴黎和約》。五四運動取得了偉大勝利。五四運動是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,推動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,具有劃時代意義。北大作為五四運動的發祥地,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。

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。北大教授李大釗在中國第一個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,系統接受、傳播和實踐馬克思主義。繼1918年發表《Bolshevism的勝利》后,1919年他在《新青年》上發表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》,全面闡述馬克思理論。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式列入課程,組織指導“馬克思學說研究會”等進步社團。在他的影響下,鄧中夏、毛澤東、高君宇等一批青年馬克思主義者成長起來,北大成為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。1920年8月,陳獨秀在上海組建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小組。10月,北京共產黨小組在北大紅樓李大釗辦公室成立,11月改為共產黨北京支部,成員幾乎都是北大師生。中共“一大”前,在全國8個地區建立了黨組織,其中有6個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是北大師生和校友;全國53名黨員中有北大師生和校友21人;1921年7月出席中共“一大”的13名代表中有北大師生和校友5人。從此可見北大在建黨初期的重要貢獻。

北京政府摧殘教育,拖欠教育經費和教職員薪水,致使各高校陷入窘困。1921年3月15日,北京國立八校成立“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”,決定開展索薪斗爭。這場事關教育命脈的維系和廣大教職員生存的斗爭持續多年。

1926年3月18日,北大、師大、燕大等校和二百多個社會團體數萬人,匯集天安門舉行國民示威大會,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炮擊大沽口和所謂“八國通牒”。會后兩千多人組成的請愿團前往執政府請愿,竟遭段祺瑞執政府衛隊的槍擊鎮壓,是為震驚中外的“三·一八”慘案。北大師生在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一直站在前列。正如魯迅在《我觀北大》一文中所說:“惟據近七、八年的事實看來,第一,北大是常為新的,改進的運動的先峰,要使中國向著好的,往上的道路走。……第二,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,即使只有自己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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